世界到底有幾個啊?
一點點關於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的回憶
考完高中聯考那天失眠了,躺在地板聽了一整晚的假貓王。 也許有月光,也許沒有,總之心裡知道「一個更明亮的夏天」 是沒可能了。放榜,差十二分上第一志願, 於是又回到同一個中學校園, 從三樓國中部宿舍搬到一樓高中部宿舍,早晚自習動線還是同一條, 沿途木麻黃摩擦彼此、模仿濤聲,不同的是, 數學課互傳紙條的女孩被分到隔壁班去了。
南台灣像夏天的秋天,跟張震一樣,比十五歲還少一點點的我, 下課後的木桌椅教室,逆光,突然看見齊耳短髮的她轉頭──哦, 真的很像大螢幕上,那個說著「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, 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」的小明。 我對名字裡有雲的女孩轉述我的感覺,她像小明一樣地笑了。
想想,最初與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的關聯就這兩樣: 一個與我同齡的男孩子在電影裡經歷了和我截然不同的人生, 屬於十五歲的無可奈何與傻氣卻仍準確遞交到我心裡的洞;一個與電 影中模樣相仿的女孩,出現在現實生活, 令我有時分不清真實和虛構。
慢慢,屬於電影的其他部分才被拼湊起來:眷村。幫派。戒嚴。 白色恐怖。美國。六十年代。金馬獎頒獎典禮上的閻鴻亞。 台灣新電影。我像是,也撿到一把手電筒, 從黑暗中一次次照亮一點什麼。
局限的視野是幸運的,也是危險的。 有時會偏執地相信手電筒亮光所照之處,就是焦點與全部。只是, 住在黑暗中的人,或許並非沒有見過光亮,卻明白自己更需要黑暗, 像需要一件制服。
那麼,拿著手電筒的我,不免就會納悶:世界到底有幾個啊? 光的盡頭是一個,光的此岸又是一個。有時我穿過一個又一個, 世界是灰疊著灰,花裡有花。世界是包裝紙的外面或裡面。 世界是一首歌忽然沉默的間奏。世界是將堆好的積木打散、 從頭來過。不管哪一個世界,都真的是不會變的嗎?
有時以為做為世界的自己,像俄羅斯娃娃被一再拆解, 但身體的最裡面住著一個少年犯。已經第三天了,我徘徊電影院前, 望見海報上的小四低垂著頭,汗涔涔的額與髮, 被昏黃燈光照射的神情,與其說是倉皇,毋寧更是倔強。夜更深, 我還在街上,等路人散盡。我手中沒有刀,但算準了時間,那一秒, 我將狠狠撕下海報,邊跑邊將海報溫柔地捲起,握在手中, 然後用盡所有力氣,奔向黑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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