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強生談《惑鄉之人》

猶是上一本《夜行之子》創作途中，郭強生（1964-）被這故事觸動：一名少年在老戲院裡，遇見日本兵鬼魂──原想寫成一段悽美人鬼戀，才剛動筆就發現，「這故事很大，甚至牽動我整個生命裡，所有對台灣的感覺。」

用「感覺」來形容，似乎尚顯抒情，更具體地說，2000年自美返台，郭強生強烈體會到，「我的『過去』不見了」，四處充斥的「新聞說；政客說；我媽說；老師說；鄰居說」皆無法反映內心聲音，「我需要一個自己的故事」。此時，「故事已非單指情節，那個Story，應該是一種了解。」

在質疑著「過去究竟是什麼」的心情下，「生命走到哪裡，我就寫到哪裡。」倘若《夜行之子》可視為一次覺醒，《惑鄉之人》就是郭強生繼而層層剝除自己，如實坦白：「我的台灣體質，存在著這麼多複雜。」

藉小說自我精神分析

確實複雜。因早慧而已創作逾卅年的他，終於交出第一本長篇小說《惑鄉之人》，橫跨1941年至2010年，在不同時空中跳接的多線故事，置進各種「身分」：生於台灣（灣生）的日本導演松尾森、老兵之子小羅、台籍日本兵敏郎、日裔美籍學者松尾健二，同時，一部未完成、名為《多情多恨》的電影，則貫穿每一個人的身世，亦與台灣電影史暗中對位。

長篇動工前，只先將其中的時間點確認：李小龍是哪一年死的？李香蘭來台灣時間是幾月幾日？就這樣，攜著腦中早已熟成的人物作伴，八、九個月內，足跡移動於香港，台北，花蓮，郭強生笑說：「第一次發現我寫小說不受空間影響。」也因為結構繁複嚴謹，閱讀《惑鄉之人》宛如走進迷宮，當我們以為讀見小羅哀豔的青春凋謝，卻走進他的父親老羅不被聞問的愛情；當我們以為觸碰到健二血緣的剝繭，卻發現他的祖父松尾森更為糾纏的情意結，仍封印在時間暗處。

「健二固然有我的影子，松尾森（他的灣生背景，使他對台灣存有感情，想回台灣來，但他能怎麼回來？回到怎樣的台灣來？）又何嘗不是我？」從小在幫傭的耳濡目染下，郭強生學了許多能朗朗上口的台語歌，並且，雖有外省背景，卻無眷村記憶，由於父執輩留歐經驗，家中反而更常流動西化氛圍，加上後來就讀外文系、赴美留學等異文化衝擊……這一切原都在體內和平共存，直到本省與外省的對立被挑開，「在某種程度上，很像被迫出櫃。我不能再說『我』跟『你們』是一樣的。」既然「純真年代」無法回返，「對一個事情重新了解之後，每個人都有看見自己生命故事的方法。」

對他來說，那即是「寫」──不只是單純捏構故事，說的時候還有些微微激動，郭強生停頓了一會兒，「這是某一種自我精神分析。」

獲得他還是成為他？

《惑鄉之人》對「後殖民」的詮釋饒富興味。「殖民與被殖民之間，難道永遠只能用男女關係做為譬喻？」郭強生說，「我一直覺得被殖民者其實是很妖的。因此，當我想到可以用男同志關係來書寫後殖民，我是多麼的歡喜呀。」

書中一句導演松尾森所說的話，「像我們這種被同性吸引的，大概都是有一種想成為對方的渴望。」巧妙點撥出兩造的情欲流動：殖民者想「獲得他」，被殖民者想「成為他」，然而有時角色（一如字裡行間那些濕淋淋的性愛）不也會互換嗎？同樣被創造出來的嶄新意象，自然還包括那位灣生日本導演，「我沒有眷村、黨國、老家的背景，就必須去虛構，藉由虛構再活過來。」

也因想藉男同志談殖民關係，對郭強生而言，《惑鄉之人》不只是一部同志小說。「倘若『同志』的隱喻還能使你看到整個社會的問題，同志書寫的意義，或同志書寫的觀點，才有價值。」

由此反思台灣小說現況，他認為：「過去十年，我讀到很多書寫台灣大家族的故事，但這樣就可以對『自己的』台灣交代了嗎？身為寫作者的『你』又在哪裡？」既無本省往事可述、亦無外省原鄉可溯，「對我來說，那個『空』，促使我不能偷懶。」

以唐．德里羅（Don Delillo，1936-）為例，「你以為《白噪音》很斷裂，但骨子裡還是在與美國對話，談他對美國的期望，或討論美國是什麼。斷裂只是形式，他真正要書寫的是裂痕。」郭強生說：「台灣這十幾年的小說之所以變得懶惰，因為以前卡爾維諾的形式，或魔幻寫實的技巧，在文本上很好模仿，但當現在整個世界又回歸書寫自己的問題，不寫抽離背景的小說時，台灣變得沒東西好學了。」

「若持續找不到形式的凝著劑，我們就只好廢在那邊？」郭強生不認為爆裂或解體的小說，能有效顯示台灣主體性，反而，「好的小說作者，可以在崩裂中，凝聚出新的故事。」

書封上表示《惑鄉之人》是一本「終結台灣後殖民的紳派新鄉土小說」，作品即其答覆，「我要終結那種單一的，公式化的；我要終結的就是斷裂，還有懶惰。」

身為鬼的好處與風險

郭強生說，「我現在最羨慕像《異鄉人》或太宰治的小說──把一個哲學，非常小說化。」因此，《惑鄉之人》的文字變得更簡單了，「台灣有很多小說，把文字寫得很複雜，但是讀完後，沒辦法再給我們更多的思考。」他反而希望讀者掩卷時會忍不住想：這個人是怎麼回事？當讀者這樣疑惑，小說作者就傳遞了他的哲學，或說，生命觀。

《惑鄉之人》裡，有人與人的執刃傷害，也有鬼與鬼的相濡以沫，許多場景，敘述者轉為第一人稱獨白，讓角色像被透視般呈現。「寫小說的那個我，就是做一隻鬼呀……身為一隻鬼的快樂就在於看得見別人看不見的。其悲哀就在於，看得見你的人就看得見；看不見的人，則永遠看不見。」

望著自稱「中年一隻鬼」的郭強生，不用我費事提醒，他也自知有寂寞的風險。然而，當一隻鬼，空間與時間終於無礙了，於是明白：歷史除了因果，還包括機遇的發生。理解，然後體諒。就像訪談的最末，他仍能口氣堅定地說：「為什麼故事最後，我選擇停留在松尾森拍戲的現場：因為他對這件事有愛──我也需要一本小說，好讓我重新去『愛』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