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岱穎合編《生活的證據：國民新詩讀本》

突然空出來的一個下午，誤打誤撞，來到西子灣。多少年沒有來了？腦中還隱約印著一個畫面，一群朋友，前前後後，倚著英國領事館官邸的磚紅色半圓拱窗，留下青春照相。為了重回那個位置，只得走進如今被據為茶館的長廊，點一壺熱茶，打算在山坡上等日落。

那年夏天，是不是就是因為認識這群朋友，我才開始讀詩，寫詩？他們之中，有人為我解釋李金髮，有人一齊朗誦鄭愁予，有人在信裡抄寫蔣勳，十七歲是詩的年紀，當置身荒謬課堂，聊賴的老師和更形聊賴的同學們，共演一齣自絕於聯考制度之外的即興劇，書包裡和考卷作伴的那些被退稿的詩，是前途無效的車票，卻也有效地收容了彼時多芒刺的我。

無效的有效。跟書架上排列整齊的流行歌卡帶，影劇版剪下的奇士勞斯基劇照，戲院窗口偷來的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海報一樣，都無法幫助我在考卷上成功回答三角函數或立體幾何，亦不能更精進、熟用英文的不同時態或句型；然而，每每情緒飽脹欲裂，花苞一般的身體，卻不經意在各種新識的詩行（當然，也包括那些卡帶，劇照，海報）中，獲得了理解。理解即治療。詩是陌生人施給的重要對話，安撫充滿破綻的我。

一直以來，我不是能理直氣壯說出理想詩歌為何的人，是拙，也是情怯。我怕一旦說出什麼，就像用容器將詩瓢起，詩不是應該更自由，流動的嗎？有人把詩當成信仰，我約莫是不忠的信徒；有人將詩視為黃金事物，我卻更情願它是一把椅子。鴻鴻詩集《在旅行中回憶上一次旅行》後記裡說的，「發現自己經常寫到桌子椅子，我的床。很好。這些是我每天能安心正視的少數幾件事物。」

大概也因為這樣，很長一段時間，我相信「詩是一種生活方式」（瘂弦語）。生活的內容包括什麼？栽種於胸口的一句告白，知識的求索，家族所餵養的光亮與陰影，忽然湧出的詩的可能……然後，迎來了世紀末與新十年，人人踏上網路，後解嚴時代眾聲喧譁，更多「反，正因為愛」的議題被書寫，生活於此島，除非刻意掩耳，遮眼，很難不被（自己）問起有關「公理和正義的問題」，而明白何以鴻鴻說「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」──

從小山上眺望，西子灣與旗津共同伸出兩條長臂，抱擁住一片海，船隻進出，遠方遙似煙波。風一陣一陣。遊客也是。聲音在洋樓之畔流動，混合著各色口音，或者亦包括當年我們談笑的內容？工作人員或警衛低聲喊：「那裡不讓坐！」微斥拍照而攀上護欄的異地遊客。風懶了，人疏了。遠洋的船還沒有從樹葉們的縫隙間離開。像哪個負氣的畫家隨手一抹，天色漸漸糊去。今天不會有夕陽了。

在生活與對抗生活之間，我仍擺盪，惶惑。（或許這是不應該的？）
但詩，一旦來過，就是活過。

就像，海平線雖然沒收了夕陽，生活仍慷慨遞來收據：天黑了，一艘大船從霧藍色碼頭深處駛出，巨大船身的頂部甚至比旗後山上的燈塔還高。我靠近岸緣，為它留下一張照片：給十七歲，也給每一個路過詩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