傷痕也該有它們的尊嚴
季季談《行走的樹》
秋天午後，明星咖啡館三樓。如果將時間刻度往前挪移五十一年，年方十九的季季（1944-）初上台北，沒錢買書桌，到這裡點一杯六塊錢、與咖啡同價的檸檬水，邊聽古典樂邊寫小說，「我以前坐的位子就是你現在坐的位子。」她邊用手指畫著，眼中瞥然出現另一座時空，「林懷民來，就坐我後面的位子。我面窗，因為我要看城隍廟。那時沒有這些華麗的雨棚，就是一個很寬敞有花園的庭院，門口擺著香爐，香煙裊裊，我就坐在這兒看那個煙飄啊飄。」
從前排成L形的木製卡座現仍延用，一字排開有搭火車的錯覺。也許真的是火車吧，搭乘著增訂版的《行走的樹》，便緩緩向一個已逝的年代駛去。
「一輩子我只醉過那一次」
2005年，季季將回憶文壇點滴的專欄輯成《寫給你的故事》，因篇幅限制，感覺不過癮的印刻總編輯初安民再向她邀稿，希望擴大書寫，而有了《行走的樹》初版。全書以馬各1976年創辦《聯合報》文學獎故事做為序章，然而真正揭開主題的，卻是到抵台北那年，在歡送李錫奇出國參展宴會上的一場痛醉，及其後漫長的酒精過敏，宛如預言了閃電結婚所帶來的悲劇：「那二十歲的許諾，就像十九歲的乾杯；當下的痛快，換來漫長的懲罰。」
何以如此？〈鷺鷥潭已經沒有了〉裡，寫1965年與當時《聯合報》記者楊蔚結婚，到1971年結束婚姻──箇中緣由，原來並非刻意掠過，而實在需要一本厚厚的書，來解釋、說明，「婚後不久就開始面對謊言，賭博，偷竊，謾罵，暴力，以及睡夢中的尖叫……」更別說，因楊蔚涉及密告，與「民主台灣聯盟」案有關的密友們：丘延亮、吳耀忠、陳述孔、陳映真等人，都遭遇白色恐怖入獄。楊蔚也在林海音的勸說下，終於同意離婚，卻沒辦法中止他「用狂賭麻醉腦袋，以沉淪贖罪自己。」當輸到一文不名，竟暗夜持刀向獨自撫養兩個孩子的季季索錢。即便後來以「何索」筆名復出，大受歡迎，擔任多家週刊總編輯，因嗜賭，生活仍在餐餐牛排與餐餐泡麵之間浮沉。直到2000年，楊蔚領取冤獄與白色恐怖賠償金，欠季季父親的借款分文未還，移居峇里島，2004年病逝東爪哇農村。季季希望兩個孩子在「感情上跟他和解」，要他們到印尼為改信伊斯蘭教的父親送終，才發現他在當地新娶了一名廿歲女孩為妻，還生下一個年僅一歲多的女兒。
這龐大且難以輕易傾訴的過往，「第一版《行走的樹》只是線性書寫，順著生命軌跡寫下來，觸及較多我和楊蔚的私人生活。」其中，還納括了朱西甯、林海音家，臨沂街阿肥（丘延亮）家，以及兩場60年代真情流露的藝文歡宴，幾乎是文壇小野史。2015年增訂版，添補六萬多字：除加入偶然尋獲的楊蔚遺稿，並新寫〈亡者與病者〉一章，為吳耀忠、陳述孔、陳映真出獄後的面容畫像。「第二版是橫面書寫，把我們這些人所處的時代橫向擴大。」無論是1949年國民黨所歷三大慘案：太平輪沉沒事件、澎湖七一三事件、古寧頭戰役；或是60年代文化界三大白色恐怖案：1960年秦松「倒蔣」事件、1963年林海音船長事件、1968年台灣民主聯盟案，「這些事因緣巧合地，跟我們發生了生命的銜接。」
「怎樣寫出更真實的真相」
因小說進入文壇、任職聯副、人間副刊編輯前，曾專業寫作十四年的季季坦言：「好些年我創作一直在停頓狀態，很沮喪，我不知道我要寫的小說到底還有什麼意義。」婚姻反噬的不僅是生活，幾乎是一切。因此，讀《行走的樹》常讓人忍不住流淚，一方面驚訝在那「被扭曲的時代」，人情的溫厚與人性的荒暴，更難想像：做為經驗者與書寫者，要如何坦白這些暗夜往事，還能進行文類總動員；有記事散文體，有為他人作傳，也有類小說體，使整本書聲腔更為豐富好看。「動筆前，我會思考這一篇可能出現的場景，人物，對白。組合起來，適合用小說的筆法還是散文的筆法？先沉澱、想清楚了，才開始寫。」然而，「題材本身也有它的生命。」季季說，「原本構想是A，但題材會引導你走到B。你必須尊重這個變化。」她特別重視文章首尾，「開頭意象像導遊帶著一團人去公園，在入口的導覽。結尾就是離開公園後，歸納總結的意象。」她偏愛留白，留給讀者思考空間。
那麼，書寫自己難，還是書寫他人更難？「當然是別人。寫別人必須設身處地衡量：自己所寫，對當事人會不會產生什麼後遺症？」一向好記性的她，尤其在乎「怎樣寫出更真實的真相」。擔心記憶的矇騙，除了查證資料，也參考大量白色恐怖相關書籍。有些材料用進書中，有些故事則還斟酌保留──也許再過幾年，還會有更豐富的「第三版」出現。
「台灣民主聯盟案」可說是台灣文學史上最大的白色恐怖案。「這案子這麼重要，卻沒有人寫。能講得最清楚的應該是陳映真，但他沒有寫。」季季不無遺憾地說，「歷史最珍貴的，是未被書寫的部分。」儘管無法觸及核心，「這麼多年來大家都在耳語，真相是什麼沒有人知道。就連我寫的也還不是所有的真相。」抱著「總要有人寫」的決心，她潛入史料，「那個時代的傷痕，我要把它彌補得更完整。」
這份追求真相的毅力，還見諸於開放探親後，她竟自掏卅萬，陪前夫楊蔚返鄉，「第一，我同情他，他十六、七歲離家，一路從山東河北甘肅四川上海，飄泊到台灣，還去了綠島；被判感化三年卻坐了十年牢。第二，我是寫小說的，我要去見證他的謊言有多少真實。」新版收錄楊蔚遺作，用意也是讓讀者判斷：「他去世前兩個月寫的作品，那裡面應該有一些真相，只是那真相很微量──像鍋蓋剛掀開一點點，還不曉得在煮什麼，他就去世了。」
季季也特別提醒書中強調的「合法的虛構」、「非法的真實」，「檔案局的那些資料，如今很多人引用，但軍事法官寫的判書，很可能只是『合法的虛構』；『非法的真實』則是犯人被刑求出來的供詞。」
曾以為書寫的作用，便是「向傷痕告別」，十年經過，季季領悟「真正的傷痕是無法告別的」，並且，「傷痕也該有它們的尊嚴。」一如此書的序章及後記引用張愛玲譯海明威的句子，「要緊的是你被毀滅的時候怎樣保持你的風度。」季季說，「那句話可以指涉所有人的生命。包括我自己。」
秋天午後，明星咖啡館三樓。如果將時間刻度往前挪移五十一年，年方十九的季季（1944-）初上台北，沒錢買書桌，到這裡點一杯六塊錢、與咖啡同價的檸檬水，邊聽古典樂邊寫小說，「我以前坐的位子就是你現在坐的位子。」她邊用手指畫著，眼中瞥然出現另一座時空，「林懷民來，就坐我後面的位子。我面窗，因為我要看城隍廟。那時沒有這些華麗的雨棚，就是一個很寬敞有花園的庭院，門口擺著香爐，香煙裊裊，我就坐在這兒看那個煙飄啊飄。」
從前排成L形的木製卡座現仍延用，一字排開有搭火車的錯覺。也許真的是火車吧，搭乘著增訂版的《行走的樹》，便緩緩向一個已逝的年代駛去。
「一輩子我只醉過那一次」
2005年，季季將回憶文壇點滴的專欄輯成《寫給你的故事》，因篇幅限制，感覺不過癮的印刻總編輯初安民再向她邀稿，希望擴大書寫，而有了《行走的樹》初版。全書以馬各1976年創辦《聯合報》文學獎故事做為序章，然而真正揭開主題的，卻是到抵台北那年，在歡送李錫奇出國參展宴會上的一場痛醉，及其後漫長的酒精過敏，宛如預言了閃電結婚所帶來的悲劇：「那二十歲的許諾，就像十九歲的乾杯；當下的痛快，換來漫長的懲罰。」
何以如此？〈鷺鷥潭已經沒有了〉裡，寫1965年與當時《聯合報》記者楊蔚結婚，到1971年結束婚姻──箇中緣由，原來並非刻意掠過，而實在需要一本厚厚的書，來解釋、說明，「婚後不久就開始面對謊言，賭博，偷竊，謾罵，暴力，以及睡夢中的尖叫……」更別說，因楊蔚涉及密告，與「民主台灣聯盟」案有關的密友們：丘延亮、吳耀忠、陳述孔、陳映真等人，都遭遇白色恐怖入獄。楊蔚也在林海音的勸說下，終於同意離婚，卻沒辦法中止他「用狂賭麻醉腦袋，以沉淪贖罪自己。」當輸到一文不名，竟暗夜持刀向獨自撫養兩個孩子的季季索錢。即便後來以「何索」筆名復出，大受歡迎，擔任多家週刊總編輯，因嗜賭，生活仍在餐餐牛排與餐餐泡麵之間浮沉。直到2000年，楊蔚領取冤獄與白色恐怖賠償金，欠季季父親的借款分文未還，移居峇里島，2004年病逝東爪哇農村。季季希望兩個孩子在「感情上跟他和解」，要他們到印尼為改信伊斯蘭教的父親送終，才發現他在當地新娶了一名廿歲女孩為妻，還生下一個年僅一歲多的女兒。
這龐大且難以輕易傾訴的過往，「第一版《行走的樹》只是線性書寫，順著生命軌跡寫下來，觸及較多我和楊蔚的私人生活。」其中，還納括了朱西甯、林海音家，臨沂街阿肥（丘延亮）家，以及兩場60年代真情流露的藝文歡宴，幾乎是文壇小野史。2015年增訂版，添補六萬多字：除加入偶然尋獲的楊蔚遺稿，並新寫〈亡者與病者〉一章，為吳耀忠、陳述孔、陳映真出獄後的面容畫像。「第二版是橫面書寫，把我們這些人所處的時代橫向擴大。」無論是1949年國民黨所歷三大慘案：太平輪沉沒事件、澎湖七一三事件、古寧頭戰役；或是60年代文化界三大白色恐怖案：1960年秦松「倒蔣」事件、1963年林海音船長事件、1968年台灣民主聯盟案，「這些事因緣巧合地，跟我們發生了生命的銜接。」
「怎樣寫出更真實的真相」
因小說進入文壇、任職聯副、人間副刊編輯前，曾專業寫作十四年的季季坦言：「好些年我創作一直在停頓狀態，很沮喪，我不知道我要寫的小說到底還有什麼意義。」婚姻反噬的不僅是生活，幾乎是一切。因此，讀《行走的樹》常讓人忍不住流淚，一方面驚訝在那「被扭曲的時代」，人情的溫厚與人性的荒暴，更難想像：做為經驗者與書寫者，要如何坦白這些暗夜往事，還能進行文類總動員；有記事散文體，有為他人作傳，也有類小說體，使整本書聲腔更為豐富好看。「動筆前，我會思考這一篇可能出現的場景，人物，對白。組合起來，適合用小說的筆法還是散文的筆法？先沉澱、想清楚了，才開始寫。」然而，「題材本身也有它的生命。」季季說，「原本構想是A，但題材會引導你走到B。你必須尊重這個變化。」她特別重視文章首尾，「開頭意象像導遊帶著一團人去公園，在入口的導覽。結尾就是離開公園後，歸納總結的意象。」她偏愛留白，留給讀者思考空間。
那麼，書寫自己難，還是書寫他人更難？「當然是別人。寫別人必須設身處地衡量：自己所寫，對當事人會不會產生什麼後遺症？」一向好記性的她，尤其在乎「怎樣寫出更真實的真相」。擔心記憶的矇騙，除了查證資料，也參考大量白色恐怖相關書籍。有些材料用進書中，有些故事則還斟酌保留──也許再過幾年，還會有更豐富的「第三版」出現。
「台灣民主聯盟案」可說是台灣文學史上最大的白色恐怖案。「這案子這麼重要，卻沒有人寫。能講得最清楚的應該是陳映真，但他沒有寫。」季季不無遺憾地說，「歷史最珍貴的，是未被書寫的部分。」儘管無法觸及核心，「這麼多年來大家都在耳語，真相是什麼沒有人知道。就連我寫的也還不是所有的真相。」抱著「總要有人寫」的決心，她潛入史料，「那個時代的傷痕，我要把它彌補得更完整。」
這份追求真相的毅力，還見諸於開放探親後，她竟自掏卅萬，陪前夫楊蔚返鄉，「第一，我同情他，他十六、七歲離家，一路從山東河北甘肅四川上海，飄泊到台灣，還去了綠島；被判感化三年卻坐了十年牢。第二，我是寫小說的，我要去見證他的謊言有多少真實。」新版收錄楊蔚遺作，用意也是讓讀者判斷：「他去世前兩個月寫的作品，那裡面應該有一些真相，只是那真相很微量──像鍋蓋剛掀開一點點，還不曉得在煮什麼，他就去世了。」
季季也特別提醒書中強調的「合法的虛構」、「非法的真實」，「檔案局的那些資料，如今很多人引用，但軍事法官寫的判書，很可能只是『合法的虛構』；『非法的真實』則是犯人被刑求出來的供詞。」
曾以為書寫的作用，便是「向傷痕告別」，十年經過，季季領悟「真正的傷痕是無法告別的」，並且，「傷痕也該有它們的尊嚴。」一如此書的序章及後記引用張愛玲譯海明威的句子，「要緊的是你被毀滅的時候怎樣保持你的風度。」季季說，「那句話可以指涉所有人的生命。包括我自己。」
★《行走的樹》，季季著，印刻出版
錯覺、尖叫、事件、記憶、尊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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